观察专栏｜刘奇：耕地之外，乡村还有红线要守

　　农村改革需要“底线思维”，除了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外，农村发展中还有一些红线亟待坚守。

　　旧村改造“止推”

　　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传统村落最为原真、完整、集中地反映我国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主要载体，是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老根”，是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它深深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一些地方为了改变乡村面貌，动用行政力量大规模地进行“拆村并居”，把存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旧村庄统统夷为平地，另起炉灶，建起新社区，这种行为看起来很现代、很时尚，然而，这是一种与传统“断舍离”的时尚。村落中原生态格局没了，世代构建的人际关系没了，长期积淀的传统文化没了，约定俗成的乡里制度没了。几千年的历史在这里化为灰烬，从零开始；千秋万代遗传的民族基因在这里库毁物逝，烟消云散。农民失去了亲切熟悉的家园，游子失去了寄托乡愁的场景，民族失去了文化传承的根脉。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美好传统的国家，乡村的转型与发展如果“一刀切”地斩断“传统之脐”，带来的灾难与混乱将是长久与深重的。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本，如果丢了传统，就割断了精神命脉，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境地。我们需要发展现代、融入未来，但必须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与传统决裂，伟大的民族总是善于评价传统、解释传统、继承传统、重塑传统，从传统中寻找智慧和力量。中华民族正是依靠重视优秀传统，五千年文明才连绵不断，源远流长。有历史才有根基，才有归属感和厚重感。我们走向未来，需要的不是否定过去，割断历史，而是应该妥善地利用过去，在过去这块既定的地基上构筑未来大厦。如果眼高于顶，只会在白纸上描绘未来，那么，建起的只能是沙滩上的大厦。乡村建设应该遵循的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合理注入现代元素，以“外面五千年，内里五星级”的理念让传统与现代在村落里和谐统一，这样既能保留传统文明和乡土记忆，注重村庄的价值、影响和历史地位，又具有现代精神。因此，乡村建设决不可统统推倒重来，这是不可逾越必须坚守的红线。

　　生态环境“止恶”

　　耕地、水和空气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三个基本要素，建立在耕地基础上的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不仅要保证农产品的数量，更要注重农产品的质量。生态安全给社会提供健康的自然环境。而自然生态的安全直接关系到耕地质量，没有优质的土地，也就生产不出优质的农产品。在城市化进程中，污染企业正从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从城市向农村梯度迁移，再加上农药、化肥、除草剂、农地膜的污染，农村生态环境不容乐观。中央把环境作为突击战的硬仗全面展开攻坚，成效巨大，但这是个积重难返的老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难题，需要下大功夫持之以恒防止恶化。连年持续高频率使用化肥，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同时，也造成了土地板结、土壤酸化、食物质量下降。很多有益元素已严重低于历史的最好水平，比如钙质，根据相关研究，用化肥生产出来的小麦面粉，比用有机农业模式生产的面粉缺钙76%，其余蔬菜、水果缺钙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为了弥补钙的缺失，人类就发明补钙的方法，但那些无机钙很难被人体吸收，这是本末倒置的无奈之举，食物补钙才是王道，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乌克兰人体清理专家对死亡的病人体内有毒垃圾进行分离，平均每人清理出3—5公斤毒垢垃圾，相当于体重的4%—6%。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世界有30多亿人不能吃到健康食物，因为饮食结构不合理、缺乏必要的有益元素，中国有3 亿多人处于“隐性饥饿”状态。生态环境需要“止恶”，再恶化下去恐怕真的会导致人类健康无药可治的后果。要杜绝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的现象，引导民众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严格控制以化肥、农药、农膜和抗生素等为代表的农业化学品使用量。在乡村建设中，还应坚守原生态理念，不过度削山填坡，不过度硬化河沟驳岸。在强化约束上，借助和使用好全国生态环境普查数据，设置具体考核指标。地方各级主政官员，在任期内生态环境的主要指标只能改善，不能恶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任时进行考核，出现恶化应严格落实责任终身追究制，用考核指挥棒引导地方主政官员把好农村生态环境关。

　　近二十年来，农村一直在进行“撤点并校”改革，大量撤销农村中小学，使学生被迫集中到乡镇和县城读书。学校撤了，教师没了，学生走了，乡村教育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乡村孩子从小就脱离了乡村生活环境，导致认知缺失、情感缺失和价值缺失。从认知上看，生活在农村的孩子，才能熟知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的近距离观察，对农业知识的日积月累，了解农作物的生长方式和规律，在耳濡目染下掌握从播种到收割的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从情感上看，只有在农村长期生活，才能对农村产生深厚感情，即使长大后来到城市工作，仍然情牵故土，心恋家乡；从价值观上看，脱离农村的生长环境，也就难以形成真正热爱农村的价值观，往往是从城市本位出发来看待乡村。在农村接受教育长大的孩子，才会更加热爱乡村。乡村振兴靠人，尤其是靠本地的人，不注重对本土人才的培养，乡村振兴就缺乏长远的发展动力，而乡土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发达的乡村教育。只有乡土环境才是乡土人才的孵化器。全世界的义务教育共同特点就是就近和免费，我国乡村义务教育务必严格落实政府责任，充分体现这两个特征：一是大力恢复乡村学校，全面贯彻国家“单程不能超过半小时的路程”的标准；二是消除农民的隐形负担。乡村孩子到镇上读书，每年要多开支上万元，到县城读书要多花2万元左右。只有就近读书，农民才能免除这种本不该承受的负担。这是防止乡村教育持续下滑、守好乡村教育底线的关键点。乡村教育必须“止衰”，否则，乡村振兴的历史重任便缺乏人才支撑，应学习日本经验，哪怕再偏远的乡村只要有一个孩子，学校也要办下去，这是乡村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权利，谁都无权剥夺。

农民利益“止损”

　　一个社会的文明尺度，取决于对待弱者的态度。农民处于社会分层的底端，理应在改革中分享更多的利益，承受更少的代价，这才是一个理想中的社会，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农民往往成为利益的隐性受损者。例如，在“拆村并居”中，看似让农民住上了楼房，提高了生活质量，实质则是让农民上楼然后腾出宅基地，而被腾出的宅基地用地指标拿到城市高价售卖后，农民却分不到水涨船高后的增值利益。农民上楼后，生产生活更不方便，减少了收入，增加了生活成本支出。在吸引资本下乡过程中，一些地方通过行政干预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表面上看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但却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资本下乡大面积圈占土地而不精心经营，对农民带来了事实层面上的“挤出”效应而不是“带动”效应；在环保风暴下，看似是要改善农民的人居环境，禁止农民养猪养鸡，宣称“无猪市”“无鸡县”，但实际却减少了农民的生计来源，降低了农民的收入，影响了小农户自产自销的生活质量。一些基层政府追求“一刀切”管理，运动式推动，表面上显得十分“积极”，从本质上却是懒政、惰政、庸政，让农民成为农村改革社会成本和代价的承担者，违背了改革的初衷。民生是头等大事，农村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农民利益，尊重农民主体性，增强农民发展权，这是一切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保护好农民合法权益，才能充分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尊重农民的意愿，没有农民的参与，即使是最完美的发展方案，从农民的眼中看来，也是外部强加的，与己无关，是不可持续的，没有生命力的。乡村改革务必避免把乡村变成“城市剩余资本”投资分肥的竞赛场，如果只有少数精英、商人、能人大户从中获益，就违背了乡村振兴的初衷。农民利益必须“止损”，农村一切工作都应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加以审视，同时应提高农民的参与度和组织化程度，增强话语权，提高谈判地位，保障和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作者简介：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主要着作：《刘奇文丛六卷》《中国三农危与机》《贫困不是穷人的错》《大国三农 清华八讲》《乡村振兴：三农走进新时代》等十余部。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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