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专栏：疫情已引发大萧条，全球经济再也回不到从前

　　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已深刻影响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外交事务》杂志发布的最新专栏中，着名经济学家伉俪，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和纽约梅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文森特·莱因哈特从全球经济的方方面面入手，描述了后疫情时代的各种场景。他们认为，新冠疫情其实已引发了大萧条，全球经济可能再也回不到从前。

　　以下为专栏全文：

　　新冠疫情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威胁，虽然这不是全球范围第一次出现疾病大流行，但却是有史以来各国政府为了控制疫情第一次付出如此之大的努力。为了控制感染率、节约有限的医疗资源，政府出台了封城令、旅行禁令等多项“硬核”举措。同时，为给这些公共卫生行动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各国政府财政和经济手段火力全开，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回首2008年，尽管那场危机被称做是“全球金融危机”，但却有些名不副实——更准确来说，那还只是一场银行业危机，波及范围也仅限于11个发达经济体。得益于中国经济的两位数增长、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以及债务负担相对较轻，新兴市场在这场全球性危机中展现出强大的复原力。但是，当下这场经济衰退则截然不同。新冠疫情的传播不分国界，这一特点使得陷入衰退的全球人口比例超过了“大萧条”以来的任何一段时期。由于遭受冲击的范围如此广泛，经济复苏可能将无法如衰退时那么有力和快速。最终，为遏止经济下滑而出台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将只能降低损失程度，但并不会完全消除疫情造成的破坏。全球经济要恢复到2020年初的水平，将需要更长的时间。

　　随着破产现象的增多，企业不良贷款也在积聚，新冠疫情造成的严重经济萎缩将在全球许多地区引发一场新的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也随时有可能爆发。这场新的金融危机将与2008年金融危机有着类似的发展轨迹，甚至较之更为严重，届时有可能在全球经济领域引发强烈振动。

　　疫情对低收入家庭和穷国造成的打击更为致命。世界银行此前预测，新冠疫情将导致全球六千万人口陷入赤贫。随着世界多个国家债台高筑，一度无可阻挡的全球化脚步戛然而止，可以想象，全球经济的未来将因此变得面目全非。

　　增长引擎全部熄火，疫情已引发大萧条

　　世界银行在最新的研究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负增长5.2%。美国劳工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月度失业率数据，也是有记录以来表现最差的一次。多数分析都预计，到明年年中前，美国失业率将一直保持在接近两位数的水平。

　　美国之外的形势同样不容乐观。英国央行也发出警告，英国今年将经历1706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下滑。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将其称之为“萧条”毫不为过，这是一场因疫情引发的“大萧条”。只是，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愿再提“萧条”一词，是因为无论是从严重程度还是持续时间来说，上世纪30年代的那场经济衰退留给人们的记忆都太过痛苦，让人无法想象这一幕的重演。但事实上，经济萧条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曾多次出现。对于在危机中失去工作或关闭公司的很多人来说，换一个不轻不重的词语来描述当前的痛苦处境，似乎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为控制疫情蔓延，无论政府部门还是私营机构，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防控措施，包括让工人待在家中，以及禁止消费者出门购物。假设这一次不像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那样出现疫情二次甚至三次复发，那么接下来的疫情走势将会呈现A字型特点——感染人数和死亡病例在触顶后将逐渐下滑。不过，即便疫情发展真的遵循这一形态，新冠病毒在世界某些地区仍然可能将长期留存。

　　目前看来，全球各国的疫情走势并不同步。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感染病例最先出现了下降，然后是欧洲；接下来，美国部分地区的新增病例也出现下滑趋势，不过速度更为缓慢（部分地区新增病例一度再次上升）。与此同时，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成为了疫情的新“震中”。在疫情危机的发生过程中，经济动荡也随之而来。疫情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将给全球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最近，全球一些主要经济体已按下重启键，这在亚洲和欧洲商业环境的改善以及美国就业市场的好转中已得到体现。但是，反弹不等于复苏。19世纪中期以来，全球经历了几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从其中最严重的几次看，人均GDP要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平均需要八年时间。鉴于美国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力度之大，人们或许认为美国能更早摆脱这场危机。然而，大部分国家并不像美国那么财大气粗，无法通过政策支持来抵消疫情给经济造成的破坏。在走出危机阴影的漫长旅途中，经济反弹的任何苗头都不过是迈出了最开始的第一步。

　　三大指标预示：复苏之路迟缓而漫长

　　在当前形势下，尽管任何预测都掺杂着大量不确定性，但以下三个指标表明，经济复苏之路将迟缓而漫长。

　　首先是出口。

　　由于边境关闭、城市封锁，全球商品需求减弱，出口依赖型经济尤其受到了重创。即便是疫情发生前，许多出口企业就已经感受到了压力。2008至2018年间，全球贸易增速与前10年相比放缓了50%。中美贸易战更是对出口贸易造成了进一步打击。对于那些将旅游业作为重要增长引擎的经济体而言，跨境游的直线下滑也给经济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旅游收入需要三年时间才能逐渐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在某些加勒比国家，旅游业占收入和就业的比重高达50%-90%。

　　不仅仅是贸易量在减少，许多出口商品的价格也在下滑。在大宗商品市场，原油价格的暴跌更是触目惊心。经济放缓不仅导致能源需求大幅减弱，还导致本就松散的OPEC+出现分裂。过去三年，这个由欧佩克成员国、俄罗斯及其他产油国组成的联盟一直在设法将油价保持在每桶45-70美元的区间。在石油需求强劲的情况下，OPEC+还能够做到相互配合，并在必要情况下，象征性地削减原油产能。

　　然而，疫情导致石油需求大幅缩减，要求产油国大幅削减供应，这让OPEC+的两大成员国俄罗斯和沙特真切地感受到了痛楚。产量过剩和油价暴跌对所有产油企业的商业模式也是一种考验，尤其是新兴市场的产油企业，即使是美国的页岩油气领域也同样未能幸免。财政吃紧令那些本就羸弱的国家更加不堪一击。以厄瓜多尔为例，这个严重依赖石油行业的国家今年4月出现债务违约。其他发展中国家产油国违约的可能性同样很高。

　　从历史上看，主要几次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仅限于特定范围。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拉美债务危机，还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都未受到影响。至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更是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增长来源。但这一次，情况似乎截然不同。全球经济引擎集体“熄火”，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从意外性和严重程度来说，这一次全球经济的轰然倒塌与“大萧条”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将减少13%-32%。即使最终降幅只有中间水平， 2020年也将成为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全球化进程倒退最严重的一年。

　　其次是失业。

　　从失业指标看，复苏之路也将艰难而漫长。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现代市场经济这一人类史上最精密复杂的机器被拆得七零八落，再想原封不动地重新组装已是万难。一些公司可能永远等不到重新开张的那一天。这些企业主将耗尽自己的多年积蓄，在考虑今后的创业道路时，他们的想法可能将更加谨慎。创业的减少对于创新来说显然不是好事。

　　此外，一些被停职或被解雇的劳动者可能将永久退出就业市场。还有一些人则会在漫长的失业期中丧失工作技能，错失职业发展机会，即便日后有机会重返职场，他们在雇主的眼中也将变得优势全无。最脆弱的一群人当属那些初入职场便难求一职的毕业生。一个人在十几、二十岁时的职业状态可以对其四五十岁时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如果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开局不利，今后再想逆袭将面临重重困难。与此同时，由于社交隔离举措，在校生不得不学习网络课程，因此接受的教育质量也会下降；而在那些无法上网或是网速很慢的国家，更是出现了贫困学生大批辍学的现象。这又将成为一个“掉队”的群体。

　　当然，在这种局面下，政府部门的扶持政策相当重要。在欧洲，政府对于无法上班或工作时长被迫缩短的劳动者进行了薪资补贴。在新兴经济体，尽管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备，但无论政府的财政实力如何，它们都在增加开支，同时降费减税。按照法律要求，许多地方政府都必须保持预算平衡。这意味着，现在大肆举债将迫使地方政府在未来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另一方面，税基收缩也会对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负面影响。那些依赖大宗商品出口、旅游业和海外居民汇款的国家，它们面临的经济风险最高。

　　更麻烦的是，许多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本来就在下滑，但是经济萧条恰恰在这个时候不期而至，这或许将会让局面更加难以掌控。由于经济基本面之前就已经受到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今年遭评级机构下调评级的债务国数量达到了1980年以来的最高值。企业信用评级的表现同样堪忧，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因为私人领域犯下的错误最终往往要由政府来收拾残局。其结果就是，即便是财政管理审慎的地方政府，最后可能也会自身难保。

　　还有贫富差距。

　　这场危机将会加剧一国内部及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影响更严重，这类人通常无法远程办公，也无法在失去工作的情况下渡过过难关。以美国为例，小企业雇佣了私营领域几乎一半的雇员，其中又以服务业居多，而服务业的薪资水平向来很低。这些小企业最容易发生倒闭，即便官方取消“隔离令”，允许消费者出门购物，但疫情对消费行为的潜在影响在短期内依然难以消除。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障网不够完备甚至根本不存在，生活标准的下降将主要体现在社会最底层。随着疫情和隔离措施造成供应链中断，全球食品价格飙升，疫情导致的贫富分化现象将会被进一步放大。联合国近日警告称，全球正面临50年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在一些赤贫国家，食品在消费品开支中的占比高达40%-60%；低收入国家人口的食品支出在个人收入中的占比更是发达国家的五到六倍。

　　反弹不等于复苏，救助方案仍是权宜之计

　　进入到下半年，随着疫情危机逐渐得到控制，经济活动和就业形势也许会明显改善，金融市场人气也将因此受到提振。然而，这种反弹不太可能转化为经济的全面复苏。无论宏观经济政策力度多大，没有产品生产，没有人提供服务，经济复苏依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目前看来，世界各国为应对疫情而推行的财政举措都只是权宜之计。向来僵化固执的美国国会在数周内通过了四轮刺激法案。但大部分举措要么具有一次性特点，要么预先设定了有效期。这种响应之所以比较快，主要还是因为疫情的严重程度和突发性，但也因此导致政客们没时间再对法案进行完善。

　　疫情以来，二十国集团推出的财政救助政策总额约有11万亿美元，美国占据了其中的大部分。当然，救助资金的规模越大，腾挪空间也就更大。相比之下，在二十国集团中10个新兴市场的刺激方案总体规模要比发达国家低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受此次危机冲击更严重的地区，它们采取的逆周期刺激措施的力度反而更弱。不过，虽然数额看上去很庞大，但发达国家财政刺激方案的实际效果也并没有那么理想。

　　二十国集团中，只有澳大利亚和美国提供的资金规模超过了以贷款、股权注入和担保物形式提供给企业和个人的补助。欧洲国家的刺激计划更多是在关注减轻大型企业的债务，而不是提振消费。这也让人担心，这样的刺激计划能否有效缓解需求受到的冲击。

　　各国央行也在想方设法提振经济。一些央行并没有因为此前将利率维持在历史低位而束缚手脚，面对疫情危机，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放松了对资金流动的管控。类似的还有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南非和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在以往遭遇危机时，这些国家的决策层往往会反其道而行，通过上调利率避免本国货币贬值，同时遏制通胀以及资本外流。可以想象，此次疫情危机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这就从客观上营造出一种“公平”环境，减轻了对资本外流的担忧。

　　除此之外，各国央行为确保金融系统正常运转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它们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还下调了私营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希望以此降低偿债难度，这一点也同样重要。以美国为例，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美联储向美国经济注入的资金规模增加了一倍。不仅如此，美联储还将银行存放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至零。

　　美国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使得美联储有责任确保全球范围内的美元流动性，这一点无人可以取代。为防止美元流动性出现枯竭，美联储与九家央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短短几周内，这九家央行的借款规模就接近5,000亿美元，这些资金将用于向本国银行提供贷款。

　　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在于，有了充裕的流动性后，央行可以保护那些暂时出现资金短缺的企业，使它们免于破产。央行还可以购买那些只是暂时缺乏流动性、但偿付能力未受影响的资产，让这些资产得到保护。到目前为止，央行官员已经尝试过几乎所有干预手段，并接受包括私人债券和市政债券在内的各类抵押品。

　　在实施这类举措的一长串央行名单中，既包括日本央行、欧洲央行和美联储等发达国家央行，也包括哥伦比亚、智利、匈牙利、印度、老挝、墨西哥、波兰、泰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央行。这些国家正试图破解当下的流动性难题，为今后的经济复苏打下基础。

　　毋庸置疑，凭借降息、大规模注入流动性以及资产收购，央行的一系列举措似乎阻止了市场的进一步恶化。上世纪30年代时，由于在面对类似局面时没有这么做，美联储的失职随后引发了大萧条。自那之后，在危机时出台紧急应对措施已变成了各国央行的本能。但考虑到眼下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要想化解危机，仅有上面的措施，恐怕还远远不够。

　　在疫情爆发前，长期利率就已经降至极低水平。尽管美联储向国外输送了大量美元，但美元汇率不降反升。考虑到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压力及种种不确定因素，单凭这些货币刺激举措，还不足以拉动居民和企业消费。

　　正因为如此，全球最举足轻重的三位央行行长，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直都在敦促政府出台更多财政刺激政策。他们的唿吁虽然得到了响应，但响应力度仍然不够，这也是为什么全球经济的下滑势头依然未能止住。

　　多边主义加速衰落，全球普遍缺乏信任

　　与之前的许多次危机相比，当前这场疫情危机的影响将持续更久，也更具破坏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发达国家今年的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将从2019年的3.3%大幅升至16.6%；对新兴市场而言，这一比例也将从去年的4.9%升至10.6%。与发达国家一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缺口也在扩大。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许多政府的财政空间已不允许这么做。继续下去将只能推动政府债务成倍上升。

　　应对这些债务问题将会阻碍经济的重建进程。为此，二十国集团已经推迟了76个最贫穷国家的偿债时间。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政府和贷款机构必须有更大作为，将其他经济体和私人领域也涵盖在债务减免计划中。但如果接下来债权国决定将重点转向国内，而不再推动世界经济整体增长，债务减免的政治意愿或许将不会这么强烈。

　　全球化遇阻始于2016年特朗普上台执政。有人将当前的烂摊子归咎于全球化，开放边境似乎加快了疫情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进程只会加速倒退。而在全球贸易量下滑时，在那些对出口市场严重依赖的国家，国内经济也将遭受重创。

　　许多新兴市场目睹了大宗商品的价格暴跌，海外居民汇回的资金数额也大不如前。消费信心对于经济复苏至关重要，人们对出境游和出国留学的态度将很难快速转变。从更广泛的层面看，全球范围内普遍缺乏“信任”，而这正是市场交易的最重要润滑剂。对许多国家来说，入境将变得困难重重，对一些海外合作伙伴也不再像过去那么信任。

　　全球合作削弱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决策者或许会把经济的短期反弹误认为持久复苏。居民收入和经济产出的止跌回升的确重要，但加快经济复苏又何尝不是。全球经济摆脱疫情危机所需的时间越长，人们处于失业状态的时间就越久，中长期增长前景受到永久性损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曾指出，政治就是对仇恨进行系统性组织的过程。那些失去工作的选民、公司倒闭的选民、花光积蓄的选民，他们是愤怒的。但这种愤怒情绪未必能得到积极的疏导，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未来的政治新贵，没有人能够担保这一点。

　　每当经济不景气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往往就会抬头。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各国间的不信任感将会滋长。这将加速多边主义的衰落。随着经济前景进一步下调，或许还会出现恶性循环。这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景象——民族主义和以邻为壑的政策随处可见。

　　对于这些政治和社会问题，没有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点我们可以做到，就是不让经济形势继续恶化，这是产生以上问题的源头。政府官员们需要加紧推出新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而且，他们还要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反弹不等于经济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