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战：上海之所以为“魔都”，“魔性”究竟是什么

　　从700年前老城隍庙的秦裕伯，到松江广富林，提起上海历史，人们最先想到的都是这些着名的“古迹”。因此，当听到代表上海文化的海派文化发源地，竟然在今日繁华的徐家汇，不少人都存有疑问。

　　在日前举行的徐汇区新一期汇讲坛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以“从世界中国学看海派之源”为题，阐释了为何海派文化是对江南文化的丰富和拓展。在持续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当下，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之间不仅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更蕴含了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经规律。

　　《西游记》里找海派文化身影

　　“海派文化不单是上海文化，也不能只从上海史的角度去研究。”王战在演讲中阐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何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在今日上海的徐家汇土山湾地区。江南文化一头承接海派文化、另一头连接红色文化，在上海的文化演进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了解海派文化的渊源，需要先从江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不同阶段着手。

王战

　　从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古丝绸之路，江南文化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处于第三阶段。从东晋开始，中国的经济活动已经开始南移，而文化中心则从南宋开始向南迁移，标志之一就是孔家文化的南渡。源自山东曲阜的孔家，嫡系跟随南宋皇帝迁往今浙江衢州，为皇帝完成官式祭孔，另一支则落地今浙江金华的磐安县榉溪村，至今那里都有孔子后人居住。随着元、明、清三朝的都城回迁至北方，江南一带的孔家后人不再为皇帝进行官式祭孔，也未返回山东，而是在南方专注开办书院进行讲学。因而，此后中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有80%都出自江南一带。

　　江南文化自身又分为三个阶段。在孔家南渡前，江南文化主要为吴越文化。“南孔”时期，江南文化可以定义为运河文化，其基础是在唐宋交替的前后200余年间，中原地区有大量人口移民江南，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一大重要区域。“为上海世博会进行主题设计时，大家都在讨论，究竟用什么体现中国古代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最后选择了《清明上河图》。”王战说。稍有差别的是，张择端笔下描绘的是隋唐大运河中的东京汴梁。

徐家汇源

　　江南文化的第三阶段，即今日人们熟悉的海派文化。在思想脉络上，江南文化有着大运河打通经济命脉后，南北文化碰撞留下的火花。这一点在中国四大名着中都有所体现。以《西游记》为例，吴承恩最终完成这部传世名作的地点，正是自己的家乡淮安，花果山就位于今天的江苏连云港。包括《西游记》在内，无论是描写帝王将相的《三国演义》，讲述才子佳人的《红楼梦》，还是描绘梁山好汉的《水浒传》，都是典型的章回体小说，其最大特点就是有市井文化中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出来的故事与想象，而这恰恰是南北文化碰撞的最佳场景。“仔细研究中国古典名着写作时作者们所处的地点，都可以找到江南文化的影子。”

20世纪30年代徐家汇土山湾地区航拍图

　　“魔性”在于了解自己和细化市场

　　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往往呈现出相互促进、螺旋式上升的形态，这在江南文化中有生动体现。上世纪着名的“李约瑟难题”曾提出，为何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进步作出了诸多贡献，但工业革命最终却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相对应的事实是，中国江南地区曾经长达600年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这是一道伪命题。”王战表示，中国历代都是农耕社会，与早早处于农末社会的英国比较，两者的社会基础大不相同。农耕社会每年4-10月是农忙季节，老百姓忙着种水稻；10月到次年4月是农闲季节，充分发展的是手工业。在千年瓷都景德镇，除了御窑、官窑之外，平时老百姓烧窑一年只有一次，都在10月水稻收割完毕后。“如果把每天都要开工的工业流水线放到当时的中国，水稻还有时间种吗？”

王战

　　江南地区孕育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手工业，而进入农末社会的英国则孕育了新的生产方式，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王战表示，当年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如今看来则有今天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子，比如瓷器都需要美丽的花纹图案，可见文化与手工业是相互促进的。

　　而今，上海大力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对于“商旅文”都颇为发达的徐家汇，如何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区域发展优势，塑造地区独特的竞争力，这一问题不仅“徐家汇”在思考，上海各地区也都在思索。

　　对此，王战表示，近年来上海被公认为“魔都”，但城市的“魔性”究竟在哪里，“磁性”和吸引力又在哪里，并没有非常系统完善的梳理。他认为，除了外滩、东方明珠这些地标让上海成为“风貌之都”以外，上海还应打造名居之都、演艺之都、创意之都、设计之都、文博之都、会展之都等“十大名都”。

　　“人们去黄山肯定是为了看黄山，那么来上海除了外滩、南京路、东方明珠，还能脱口而出看什么？”以打造文博之都为例，让前来上海的海内外游客都能迅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博物馆，认识到在上海“连自来水都有博物馆”，这样游玩、消费的目的性就更为明确。“市场应该更加细分，对上海有不同偏好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旅游线路，这就是上海的‘魔性’所在。”

　　为孕育红色文化打下根基

利玛窦（左）与徐光启

　　“海派文化，从不只是张爱玲、徐志摩笔下的‘小资文化’。”王战表示，江南文化从近代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通过与西方文化的碰撞所积淀下的精华，就在海派文化当中。然而，“海派文化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并非简单的一句话，其中有着不可估量的文化内涵。从400多年前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开启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大门开始，今日再看海派文化的发展进程，王战提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海派文化并非“崇洋文化”。事实上，西方思想启蒙运动在前期，曾大量吸收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学术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他为研究中国问题积累了几十箱资料，王战建议，可以对这些资料展开进一步研究。此外，中国的科举制度、当代文本制度均对西方思想启蒙运动有重要影响。对于东学西渐，王战则建议，徐汇区可以牵头从土山湾开始研究，系统完整地梳理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土山湾博物馆

　　从西学东渐的角度来看，围绕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一批弟子跟随他办学，而土山湾曾经是马相伯长期居住、活动的区域。同时，土山湾文化还带动了翻译文化在上海的出现，直到20世纪初，在中国流传的西方译本90%以上都来自土山湾。后来，随着虹口日本侨民聚集区的兴起，上海的翻译中心逐渐向北转移至虹口。除了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等体育项目，现代美术、油画、水彩画，音乐、交响乐、声乐，芭蕾舞、出版印刷都是从上海引入中国，而其中大量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的交汇时刻，都发生在徐家汇土山湾，也应该进一步研究。

　　从红色文化角度来看，随着土山湾带动翻译文化在上海崛起，红色文化在上海有了发展的根基。“如果没有前期大量关于现代社会思潮的书籍在土山湾翻译和传播，当时在上海的革命志士就无法具备一眼看到《共产党宣言》的‘慧眼’。”王战表示，从翻译《共产党宣言》，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由海派文化带来的中西思想碰撞和交汇，影响了当时的革命者作出了最终的选择。因此，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之间这段渊源，需要上海的研究者承担起深入研究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