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永乐邨21号的“潜伏”往事

　　摘要：上海江苏路389弄（永乐邨）21号，是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的“红色秘密基地”，对保证上海局的绝对安全和领导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如今，这里已成为研究上海红色发源地历史的生动课堂，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永乐邨建于1930年，弄堂里是一幢联体式小楼，砖木结构假四层，每一幢的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

　　永乐邨21号外景

　　我家曾住在愚园路、江苏路转角口一条叫黎照坊的弄堂里，后弄堂隔着一垛十来厘米的墙便是永乐邨。那年月，读小学都是就近入学，愚园路和江苏路就像分不开的麻花，班级同学全部分布在这两条路上。放学后，要去永乐邨找小朋友玩了，走到后弄堂底，那里有一扇常年不关的小门，一脚就跨到永乐邨了。21号就坐落在小门旁边。

　　不过，跨进跨出这么多年，从来也不知道这幢假四层的小楼居然是有来历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江苏路和愚园路交汇口开始马路拓宽工程，因此拆除了一些弄堂建筑，这时的永乐邨从版图上被抹去了，取代它的是一幢三十几层高的商用大厦。可是，永乐邨没了，却独独留下了21号，孤零零地“藏身”在高楼背后。人们纷纷打听其中原委，这才得知它曾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的旧址，不仅不拆，还要修缮保护，作为纪念馆对外开放。

　　今天，若要参观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得从上海市水务局的门房进入，然后向纵深走去，在院墙一隅才能找到它的入口处。给人的感觉是它仍“潜伏”着：潜伏在四面高楼之中。然而，经过了展品陈列和文字介绍，它曾经的“潜伏”故事也渐渐地浮出了水面，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上海的地下党领导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传递情报的往事。

　　“潜伏”在永乐邨21号

　　让我们把时间前移到1945年9月的一天，永乐邨21号的大房东正在接待一对有意向顶下这幢假四层楼房的夫妇。

　　永乐邨21号大门

　　原先，住在这幢楼里的是一对日本夫妇，几天前他们退房回国了。走时匆忙，房子里还留下了整套东洋式的家具。时局动荡，经济萧条，大房东急于再寻房客，租出房子。

　　双方在租金上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夫妇俩以妻子王辛南的名字顶下了21号。

　　这对夫妇名叫方行和王辛南。按当年的市情，能够顶下一幢房子的人至少是经济宽裕、生活无忧的。而从他们的自我介绍中，房东也确认了这一点：丈夫方行是关勒铭金笔厂的股东，而夫人王辛南与人合开了一家中华医药化验所，都属于有身价的人。

　　王辛南和谁合开了中华医药化验所呢？她是和党外人士林俊卿医生出面开办的，其实是新四军的地下药厂，以医药化验所对外营业作为掩护。这段史料连林俊卿医生的儿子林青都不知道，直到1986年的一天，林青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问他：“你是林俊卿先生的儿子吗？我是你大姑妈的老同学，请有空到我这儿来，我跟你讲些事情……”

　　电话那头正是王辛南，她也是林俊卿妹妹的同学。通过王辛南的叙述，林青这才知道父亲与永乐邨的关联。至于王辛南当年是如何说服林俊卿帮助地下党工作的，以及林俊卿冒着风险为地下党做了哪些事情，出生于1944年的林青还是一无所知，因为“我父亲从来不说，连我妈妈都不知道。父亲也从来不让我到这栋房子里来玩”。

　　上海局机关旧址修缮后，江苏路街道率先组织了一些干部和群众来这里开展党建活动。参观这天，让林青大感意外的是，在陈列的资料中他发现了自己父亲林俊卿的名字。这个发现顿时拉近了他与神秘往事的距离，于是，这位退休语文老师成为一名讲解上海局旧址故事的志愿者……

　　显然，方行和王辛南这对夫妇对外的身份是用来作掩护的，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1946年6月，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中共在上海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这严峻的形势下，两人根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刘长胜的指示，以私人名义租下了永乐村21号，看中的就是这幢房子在弄堂底，屋前有一个独立小院，周围僻静隐蔽，屋后有门通到外面，便于紧急疏散。

　　年轻时的方行和王辛南

　　自从顶下了21号后，这幢假四层便重新布局了，一楼是张执一和方行两家人日常活动的场所与餐厅；方行、王辛南夫妇住在在二楼；张执一、王曦夫妇住在三楼；三楼也是领导们开会、研究工作的地方。四楼放些杂物，有同志来上海就成为临时住所。1946年4月，冯文彬由延安来上海，在四楼住了约3个月。他走后不久，钱瑛由南京调来上海工作，也在四楼住了一个月。

　　那么，张执一又是谁呢？在介绍他之前，先得介绍一下中共中央上海局，它是在1947年5月6日由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改名而来的。当时，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钱瑛为组织部部长，刘少文负责情报工作。10月，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委”，张执一便是这一任的书记。

　　张执一长期活跃在上海的隐蔽战线，经历过许多重大的、惊心动魄的斗争。秘密策反千里长江防线十万国民党军队，便是一段浓墨重彩的传奇故事，由此得到“策反传奇人物”的美誉。

　　1949年4月，张执一离开上海后，转由沙文汉任“策反委”的领导。这时的“策反委”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局长贾亦斌率部4000多人在嘉兴起义，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等人驾驶重型轰炸机起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起义，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起义等，为加速上海解放进程及保护城市基础设施做出了重大贡献。

　　户口检查有惊无险

　　1948年8月，上海的天空乌云压顶，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在这非常时期，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又一次清剿行动。上海警察局以重新发身份证为名，由警察挨家挨户地进行户口检查，并且规定轮到入户检查时，全家老小必须守在家中，警察需要逐一核对照片。

　　很明显，这次查户口表面上是分发身份证，实质是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清查行动。探听到这个消息后，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和张承宗紧急汇合在永乐邨，研究应对的办法。作为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联络点，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后果就是暴露，巨大的威胁将侵袭永乐邨。

　　永乐邨21号外景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刘晓他们商量后决定暂时转移到杭州去避风头，安全是第一位的。于是，在熟人的引荐下，着名的佛教居士赵朴初书写信函给净慈寺方丈，说是上海有几位实业老板将到杭州名刹来做佛事，请方丈予以接待。

　　就这样，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在方行的陪同下前往杭州，净慈寺在西湖南岸，雷峰塔对面，是西湖历史上四大古刹之一，因为寺内的钟声洪亮，“南屏晚钟”成为“西湖十景”之一。在净慈寺里，他们做的是为超度一切亡魂而设的“水陆道场”佛事，而方丈也因为赵朴初的介绍信，对他们分外殷勤，还安排他们住进了寺院深处的独立小屋。

　　8月的杭州闷热难耐，这湿热的天也为刘晓他们起到了掩护的作用。怎么讲？因为正巧可以找到一个白天太阳毒辣、不宜外出游览的借口。白天，二刘和二张这四人在屋内佯作打牌消遣，实际却是聚在一处议事。而方行则带着6岁的张纪生（张执一的长女）在院子里嬉戏玩耍，实为观察动静。这一行人大约在寺庙里住了个把星期，一直到收到王辛南的来信，通知他们上海的户口大检查已告一段落了，大家这才分头返回上海……

　　姓张的是谁？胖子又是谁？

　　这次的虚惊还没过去多久，揪心的事又发生了：突然间，与张执一单线联系的一名国民党立法委员被捕了。特务机关获知他与地下党里的一位姓张的高级干部有往来，至于高级干部叫什么，住在哪里，相貌如何，却因立法委员死不招供而无法掌握更多的情报。不过，特务们还是捕捉到了点滴的信息，那名姓张的高级干部说的是湖北话，还是个胖子。

　　于是，特务们转而威逼起为立法委员开车的司机。他们用枪顶着司机的脑袋，让他凭着记忆开车带特务们去找送“胖子”回家的地方。无奈，司机只得把车开到江苏路附近停下了，说他当时因为忙着掉转车头，没有注意到客人下车后究竟是从哪个门洞、哪条弄堂回家的。

　　特务们大喜过望，有了大致方向，只要去找警署对户口就行了。果然，这一查便查到附近有三家姓张的湖北人。他们一家家地上门找胖子，排除了两家姓张的湖北人后，最后来到了永乐邨21号。

　　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展馆

　　那天，恰巧张执一的夫人王曦在家。王曦也是地下党的高级干部，在虎穴工作，她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进门后的特务张口就要王曦先生的相片，王曦本能地意识到出问题了。只见她不慌不忙地从镜台上取来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交给特务，还告诉他们先生到南京做生意去了。

　　照片本来就不大，再加上全家福上站的、坐的有好几人，每个人的脸不比黄豆粒大，清晰度自然也差。特务们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个名堂来，要她去换一张单独的人像照片。王曦说，家里只有这一张照片，没有其它的了，你们要就拿了走，不要拉倒！

　　张执一的女儿张纪生晚年回忆道：“当时国民党特务有个概念，认为凡是共产党员都穷得叮当响，看到我家里有佣人和厨师，老老小小一大堆人，条件还算富裕，男主人又是做生意的，所以没要到照片也就离开了。”

　　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48年冬天，方行和张执一同去了香港，在那里与刘晓、钱瑛汇合。1949年元旦刚过，王辛南也服从组织安排，去了香港。转眼进入5月，上海解放，党组织又安排方行、王辛南夫妇回上海工作。直到这时，方家和张家又重回永乐邨21号。

　　1949年5月，方行（左）母亲（中）和妹妹在21号留影

　　1950年，刘长胜指示方行，把永乐邨21号移交给上海总工会。他在半页纸上写道：“方行同志，请你写一介绍信给你的亲戚（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一座房子）言明由上海总工会丁盛雅同志去接洽。请将此介绍信直接交王玉昆同志。此致敬礼！刘长胜。”

　　回首当年，上海局机关严格地执行了“隐蔽精干”的方针，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开辟了配合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因为隐蔽工作做得好，中共中央上海局这一最大的“红色秘密机关”从未被暴露。以至当年与两家老小一起生活多年的两名佣人，对主人从事的工作毫不知情。上海解放后，当他们看到住在这里的先生、小姐、太太，个个穿上了解放军军装，惊得目瞪口呆。

　　上海局机关的历史使命在上海解放后画上了句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哪怕到了今天，人们仍然对发生在永乐邨的那些“潜伏”故事了解得并不太多。

　　1981年，张执一从北京来上海，他让方行和王辛南的女儿方虹陪着，特意到永乐邨去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这时的21号已经住了七户居民。对张执一老人来说，永乐邨虽物是人非，却是他人生永恒的记忆。

　　当年方虹回忆说：“我父母在受命之初，并不知道要他们负责掩护的地下领导机关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后来虽然一直在机关核心工作，也并不知道上海局正式成立于何时。只知道交给他们的工作是整体中的一部分，极其机密又极其重要，是上级对他们的绝对信任，对上级的指示一定要尽全力去做好，万不可因自己的丝毫闪失和偏差贻误大局。现在看来他们所做的，确实只是上海局庞大的地下工作中极小一部分。但是，从事地下工作形成的习惯他们一生都没有改变过来。”

　　方虹还说道：“现在，永乐邨的弄堂已经消失，弄口的水果摊、菜场和南货店也在江苏路拓宽工程中成为回忆，所幸的是这座挤压在一群高楼大厦之间矮小的21号小楼被保存了下来了。”

　　今天，曾经潜伏于永乐邨21号的人大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能够还原它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永乐邨21号作为上海局的一个秘密机关，这段潜伏往事将镌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里。